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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30年變臉記(圖)(責編推薦:高考試題)

時間:2018-12-08 14:40來源:網絡整理 作者:游客 點擊:
從1977年恢復高考到今天,30多年來教科書幾經嬗變。 30多年前,一些學生參加“文革”后的首次高考因為沒有合適的教科書而落

教科書30年變臉記(圖)

 

  從1977年恢復高考到今天,30多年來教科書幾經嬗變。

  30多年前,一些學生參加“文革”后的首次高考因為沒有合適的教科書而落選。今天,出版的教科書種類繁多,學校可以因需挑選適合的教科書,這在30年前是不可想像的。

  教科書30多年來的變化,折射了新中國教育事業的發展歷程。

  沒有課本的日子

  1977年的冬天,高三學生于紅艷和姐姐抱頭痛哭。姐姐一邊哭一邊指著書架上的一堆“課本”告誡于紅艷:“這些東西根本沒用!”

  在“文革”后的首次高考中,姐姐落榜了。為了幫助女兒復習,于紅艷的父親托人四處收集了幾乎各科的教科書。

  這些由各地“革委會”自定自編的課程和教科書,封面上無一例外都是革命領袖的“最高指示”,無論是數理化還是文史地,大段語錄和套話均占據了正文的大部分,真正的學科內容非常少。

  在于紅艷的印象中,物理教科書被簡化成了“三機一泵”(拖拉機、柴油機、電動機、水泵),生物教科書則簡化成了“三大作物(稻、麥、棉)一頭豬”。

  姐姐放棄了繼續參加高考,頂班進入縣城的造紙廠當了一名工人。這對于紅艷來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因為大學同樣也是她的夢想。

  最終,還是于紅艷的老師翻出了自己上世紀50年代末上大學時的書本,從中摘抄了一些要點,用蠟紙密密麻麻地刻了幾頁“復習提綱”,權當教科書。更多的內容,老師會板書在黑板上,于紅艷和同學的課余時間,就是在不停地“抄書”。

  憑著刻印和手抄的“教科書”,于紅艷在1978年的高考中,考取了江西師范學院歷史系。

  進入大學后,于紅艷用自己第一個月的師范生補貼,在大學的書店里一口氣買了20多本教科書,寄給自己的高中老師和落榜同學。

  當時,距離于紅艷最近的一套全國通用中小學教科書,出版于上世紀60年代初期,這套教科書“文革”后不久就被停止使用。

  編寫新教科書

  于紅艷并不知道,在她為教科書發愁的時候,一個由200多名專家學者參加的“全國中小學教材編寫工作會議”正在進行。這實際是一個編教科書的臨時集體,承擔著1978年版國家統編十年制中小學各科教學大綱和教科書的研制、編寫及出版工作。

  年近不惑的王宏志被從北京市教育局教材組征調回這個集體。1961年她從北大歷史系畢業后就被分配到人教社,編寫了“文革”前的歷史教材,主要編寫小學中國古代史部分。“文革”期間,一直承擔中小學教科書編寫、出版的人教社一度被撤銷建制,數百名編輯星散到全國各地,王宏志在下放數年后回到北京。

  這是鄧小平1977年復出主持工作后,首抓的第一批重大事項———要重視中小學教育,“關鍵是教材”。他要求教育部盡快組織人力編出一套統一的中小學教科書,從1978年秋季起供應全國,保證“課前到書,人手一冊”。

  中組部一紙調令,包括王宏志在內的人教社原有教材編輯人員很快被從全國各地召回北京,并又從全國18個省市區的大中小學借調了大批骨干學者和優秀教師。由于人員眾多,且人教社原有辦公樓被占用,鄧小平直接批示將西苑賓館的一棟樓特批作為辦公地點。

  王宏志和一批在北京的專家學者率先進駐西苑賓館9號樓,此后的一段時間,陸續有熟悉或陌生的面孔加入。

  眾人很快就忙碌起來。一批編輯人員被分派到13個城市,對教學大綱和教材的制定、編寫工作展開調研。教育部也特聘了45名各學科的著名專家作為顧問,包括蘇步青、周培源、葉圣陶、呂叔湘等等。

  編輯們很快遇到了問題。由于“文革”的影響,全國基礎教育課程教材體系瀕臨癱瘓多年,尤其在自然學科領域,一經恢復,應該選擇什么內容進入教材,是沿襲60年代初老版教科書的知識體系,還是選擇新知識?對于新知識的獲取和判定也無從下手。

  鄧小平再次拍板:“要引進外國教材,吸收有益的東西。”并且從緊張的國家外匯儲備中撥出10萬美元專款,讓我國駐美國、英國、聯邦德國、法國、日本等使領館,協助選購一大批各國最新的中小學教科書,并盡快空運回國。

  這些“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毒草”,讓編輯們目瞪口呆———近30年的中西隔閡,我們已經被世界最前沿的文明成就拉開了這么長的距離。

  數學編輯發現,西方國家早在20多年前,就已經在中學教材中引入微積分和概率統計的初步知識;而生物編輯則在美英等國的高中生物教材中,看到從“分子水平”闡述生命活動本質和生命活動規律已經成為常態。這些內容,在當時國內的大學專業教材中也不常見。

  編輯們開始補課,并將這些散發著新鮮味道的知識,小心地移植到自己即將出版的新編教科書中。

  此時的“教材編寫工作會議”,已從西苑飯店搬到了香山飯店的中式瓦房,仍是每人一張床加一張桌子,人教社的圖書館幾乎搬到了香山腳下。王宏志等人教社的老員工還把家里的大量藏書帶來,每天幾乎都在翻書查資料寫教材。

  1978年秋天,小學、初中和高中起始年級新生,如期拿到了人教版新書。直到1980年,各學科各年級的教科書全部出齊。

  孔子地位的轉變

  寫好的課文會在小組中傳閱,并以會議的形式進行討論。王宏志所在的歷史組由人教社資深專家蘇壽桐帶隊,有16個人。

  “落筆之前的總體編寫原則,就無法形成統一意見。討論來討論去,發現很多問題沒法解決,需要請示。”王宏志說,原本歷史學界的很多定論在“文革”期間被“極左”思潮弄得很混亂,大家覺得很多“文革”期間的用詞都無法使用,需要中央高層統一意識。

  針對儒法斗爭、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內部的路線、歷史教材的下限等六大問題,歷史組反復醞釀討論,最終將自己的看法綜合,起草了一份名為《中學歷史教學大綱和教材中幾個原則性問題如何處理的初步意見》,呈遞中央審查。鄧小平批示“原則同意”,這才定下了很長一段時間歷史教科書編寫的基本準則。

  在很多具體歷史問題上,歷史組成員都存在爭議。王宏志就對當時朝代章節的劃分持不同意見,她認為秦漢應該作為單獨的章節,與戰國分割開。“但我是里面最年輕的編輯,那些老師堅持己見,我資歷太淺,插不上話。”王宏志笑著攤了攤手。

  “當時大家還是小心謹慎的。”王宏志說,并不是所有的歷史都一下子扳了過來,孔子的情況就是如此。

  只有經歷過“文革”的人,才明白“批林批孔”的浪潮是多么的洶涌,“孔老二”的名聲有多臭。1974年北京市小學常識課本,就直接將《反孔和尊孔斗爭的故事》作為歷史教材。

  1978年3月第一版、6月第一次印刷的教材中,對于孔子一章的標題仍然是“孔子的反動思想”。正文中提到“他提出了一套挽救正在崩潰的奴隸制的反動主張,創立了儒家學派……孔子的反動思想,后來被統治階級改造和利用,成為維護封建制度和統治人民的精神工具”。當時歷史組內部就產生了激烈的碰撞,不少人提出應該對孔子有更加客觀的評價。

  僅僅9個月后再次印刷的教材中,標題已變為“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不過在肯定孔子的同時,特別強調他維護等級制度,表述并沒有質的變化:“孔子的思想,后來被統治階級改造和利用,成為維護封建制度和統治人民的精神工具。”

  1986年版中,對孔子思想“精神工具”的提法也被取消,表述為:“他的學說后來成為我國2000多年封建文化的正統思想,對后世影響極大。”

  2001年版中,標題變為“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對他給予充分肯定:“后來,孔子的學說成為封建文化的正統思想,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對后世影響極大。”

  這一系列的改變,緣于時代的進步和人們歷史觀念的改變,不再需要中央高層特意“打招呼”,王宏志等人也不必再屢次向上請示。“思想越開放,改革開放越深入,我們對于很多事情的認識才更全面,評價也更客觀。”90年代已經從人教社副總編位置退下來的王宏志說。

  愛情詩進入教材

  于紅艷1982年畢業后,被分配回家鄉江西上饒,在一所市重點中學當歷史老師。頭幾次登上講臺,讓她自信心很受挫。因為她覺得手中的這本教材很難,自己沒把握了解透徹,更不用說教學生了。有前輩安慰她說,不只你一個人覺得難,很多老師尤其是理科老師都有這樣的反映。

  這一時期,人教社陸續收到各地的反饋,表示78版十年制的教材內容過多過深,老師們吃不消。

  “我們有些低估了‘文革’十年對師資力量和基層教育設施的摧殘,而且,編輯們太想把更多更新的知識傳授給孩子了。”一位人教社前任領導總結說。之后,教育部采取了改變學制、精簡內容等多種措施,出版社也對教科書進行了多次修訂和改變,以緩解這種狀況。

  1986年,《義務教育法》頒布,隨之教育部頒布了新的課程計劃和教學大綱。人教社開始編寫醞釀已久的“九年義務教育教科書”,希望編寫一套難度適中,適用于全國大部分地區、大部分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全新教科書。這套書的顯著特點是從32開的小本變成了16開的大本,同時增加了大量的插圖,生物、歷史、地理等科目采用了彩色或雙色印刷,看著就漂亮了許多。

  這套教科書貫穿了整個90年代,幾乎所有“80后”都使用這個教材。今天,這些“80后”逐漸進入社會成為時尚文化的主流,“九年義務教育教科書”中的一些特色被追捧。高中語文教科書收錄的《致橡樹》,來自于現代詩人舒婷。這首現代愛情詩歌進入中學語文教科書,在當時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和討論。

  人教社中學語文室的編審莊文中還記得當時的爭議,甚至在他力主選用該詩時,就有同為編審的同事表達了擔憂。“我就對他們說,改革開放嘛,試驗了再說。結果,教學效果很好,師生都喜歡。”莊文中說,當時的語文教科書里并不缺乏愛情題材,比如西方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中國古代的《孔雀東南飛》,但都是愛情悲劇,應該有一篇意象鮮活、更具人性化的現代愛情作品。

  讓莊文中高興的是,當時河南一所中學,語文教師在講述《致橡樹》時,還引導學生自己創作有關愛情的作品,并將這些作品寄給了舒婷。舒婷特意給他們回信,讓師生都非常興奮。

  “高中生已經有了自己的世界觀,引導他們學習優美的愛情詩,高雅一點,總比唱‘愛死你’、‘就像老鼠愛大米’好多了吧。”莊文中贊成引入文學性強的作品進入中學語文殿堂,比如金庸小說、先鋒派文學等,在選讀教材中供學生閱讀,以激發學生對文學、情感的多元感知。

  2000年春天,江澤民特地調閱了人教社出版的中學歷史、地理教科書。隨后,他指示全國省部級以上領導干部人手一套,加強史地知識的學習。這讓人教社編輯們欣慰和興奮。

  隨著新一輪的課程標準系列實驗教科書的逐步推廣,2003年之后,這套影響了整整一代人的教科書淡出歷史舞臺。

  教材的百家爭鳴

  今天,于紅艷已經成為學校歷史教學帶頭人,特殊的經歷使她對教科書的發展始終保持著關注。在她看來,現在的歷史書和30年前相比變化太多———最早只要是農民起義,就肯定有大量篇幅,現在只剩下陳勝、吳廣以及李自成。

  在人教社根據教育部新制定的《歷史課程標準》所編寫的2001年版中學歷史教科書中,講授抗日戰爭的一課名為“血肉筑長城”,其中的重大變化,即以“全民族的抗戰”的線索統攝全文,取代新中國成立以來一貫的表述方式———“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片面抗戰路線”和“全面抗戰路線”、“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

  同樣的描述變化還包括洋務運動、義和團等等。

  于紅艷甚至不習慣了。多年來對歷史詞匯的學習和積累,讓她有些無所適從。

  更讓于紅艷不習慣的,是除了人教社的教材外,其他幾十家出版社也開始出版教材了。

  這個改變從1986年初見端倪。人教社編審一體的制度被打破,為了使教材多樣化,以適應全國各地的需求差異,教育部成立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統一規劃和審查教科書。不同出版單位甚至個人都可以根據教學大綱編寫教材,只要通過國家教委的審查,就可出版并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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